我的风雨考博路-写给准备考博的朋友（转）

考博，是我七年来的追求，今天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我的考博梦想终于成为现实，尽管考取的学校并不理想。
　　我是一名军校教员。七年前，即1997年，我从上海一所军校硕士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西安这所军校当教员。在军校里，学生一律被称作“学员”，教师一律被称作“教员”。对这种称呼，我始终不大习惯，因此，我曾多次明确告诉学员，我喜欢听到“老师”的称呼，但不知何故，绝大多数学员至今仍称我为“教员”。

　　我的本科阶段是在陕西师大上的，学的是政治教育，1994年毕业。我家在陕南秦岭山区农村，毕业时选择报考军校的研究生，只是为了在上学期间能有一份工资待遇，以便为当农民的父母减轻负担。我当初考研所报的专业是中共党史，考的就是今天我所在的这所军校，但在录取的时候，我却被调剂到了上海那所军校，而且改学经济学了。我是个学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人，很快就对经济学情有独钟了。

　　但是，上研究生期间，我的经济学学的并不好。由于本科阶段根本没有接触过西方经济学，我的专业课几乎要从头学起。在那所军校，我考上的那年是经济学硕士点第一次招生，而且只招了我们两个学生。因此，大概是为了教学方便，学校让我们到临近的复旦大学去修西方经济学课程。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我感受到了巨大的差距，那里上课用的教材是英文原版书，我很难读懂。不管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我都是在复旦教授的照顾下勉强过关的。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对经济科学的浓厚兴趣，我下决心一定要学好，而且要攻读西方经济学专业的博士学位。

　　1997年被分配到西安以后，我一直在想考博的事情。但年龄大了，工作稳定了，考虑的事情也多起来。第一年，不少热心的同事给我介绍对象，见了一个又一个，最后才找到了感觉。结婚后还有一个适应期，做家务、吵嘴、游玩，一晃又过了一年。在工作上，由于是初为人师，前两年自然很卖力，备课、试讲、上课，也付出了不少，但这两年我带的课几乎都与经济学没有多大关系，所以，除了教学能力，专业知识方面没有多少提高。这样，来西安工作的前两年没敢奢望考博。

　　第三年的春天，我偶然得到了一个给一所不出名的地方高校代课的机会，所代课程就是西方经济学，于是，我第一次捡起了自己的专业。由于过去读研期间在复旦学过的西方经济学早已生疏了，尽管我每次上课都做了认真的准备，在给学生讲解经济模型的时候还是磕磕绊绊的，只能勉强应付。但从此开始我终于重新进入这门课程的知识体系了。幸运的是，从当年秋天开始，我所在的军校开始招收经济学本科自费生，学员全部来自高考。我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这个班的经济思想史和西方经济学两门主课。

　　就这样，一年教学搞下来，我在经济思想史和西方经济学方面长进不少。带课之余，我断断续续在自学英语和高等数学。这时候，我真正开始为考博作准备了。在以后的三年中，我一直为经济学本科生讲授这两门课。教学相长，在学生学习经济学的同时，我的专业能力也提高很快。为了给自己加码，我舍易求难，教材年年换，将西方经济学教材从本校过去编写的一本小册子，换成复旦大学尹伯成老师主编的那本《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后来又换成了周惠中的《微观经济学》和袁志刚的《宏观经济学》。特别是最后这两本书，连我学起来都很费劲，更别说学生了。期末考试，我特意把试题出得很简单，尽管如此，全班学员考及格的也不足一半。经济思想史这门课，最初我用的是鲁友章、李中正那本老掉牙的《经济学说史》，后来改用陈孟熙的《经济学说史教程》，最后换成了马涛的《经济思想史》。改用名牌高校编写的高水平教材，不仅使学员受到了正规的经济学教育，而且使我深受其益，初步完成了考博的专业知识准备。

　　但是，学校领导并不支持我们教员考博。这其中的原委，我想大概是因为考博的人多了，领导怕影响教学工作；更主要的是，军队的工资福利制度没有为高学历人才提供有效的激励，外面的博士根本没人愿意来军校工作，本校教员考取博士以后大多数又都不愿意再回来。我们教研室曾经有一位同志，硕士毕业就想转业，学校不放，博士毕业又想转业，学校当然还是不放，最后进了吉林大学的博士后流动站，出站时学校却突然同意他转业了。他走后我才知道，是我们学校的顶头上司──总政的一位高层领导在他转业问题上给学校领导打过招呼。自从他转业之后，学校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目的完全在于限制教员考研、考博和转业。如今，尽管领导们口口声声说要鼓励学习、鼓励考博，但谁都知道，这是假话。

　　我第一次提出要考博是在2002年，当时领导说学校有规定，每个教研室每年只能有一人考研（不管是考硕还是考博），让我等一年再说。03年，也就是去年前半年，领导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多次明确表态，说一定保证我能参加04年春天的考试。但到了9月，领导的口气突然变了，他说张某某、王某某都要考，让我再等一年。我急了，找了好几级领导，但他们和教研室领导的说法如出一辙。我这才明白，决定权其实就在基层教研室。我当时几乎愤怒了，一方面给学校某首长写了一封“考博申请书”，痛陈我今年考博的理由，另一方面，加紧从事地下活动，去了一位重要领导的家。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今年不让我考，我马上提出转业，并停止带课。谁都知道，军校没有学术空气，我们这些搞经济学专业的，在军校呆着等于慢性自杀。因此，我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但是，我又能怎样呢？军队一贯严格控制着硕士以上高学历人才的转业，加之军校又制定了各种各样限制人才流动的土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过硬的私人关系，要想转业和调走是不可能的。

　　2004年，新一轮裁军计划开始实施，全军70多所院校面临大调整。在我们学校的改制中，我所在的经济学教研室将被撤销，人员将被分流到其他教研室去。其实，在军队院校，与“军”字有关的学科和专业才是发展的对象，象我们这样的基础学科，始终处于被轻视的尴尬境地。尽管我们学校有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尽管我们教研室14名同志中有中高级职称的就达6人，硕士生导师4人，尽管我们教研室的平均学历在全校是最高的，如今具有博士学历的就有5人（含在读），其他人员也大都是硕士学历，但我们教研室从来都没有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学校的各种奖项和科研经费与我们无缘。早在去年，学校突然停止了经济学本科班的招生，我们马上就要无课可带了。今年9月，我们教研室将不复存在；明年，我们将被分散到其他教研室，被迫承担与自己所学专业毫不相干的课程的授课任务，到时候必然要面对新的环境、新的领导，如果今年不能报考，我在今后几年内大概都无法争取到考博机会。因此，我自然很着急，甚至很痛苦。

　　去年11月中旬，不少高校的考博报名工作已经开始。正当我万般无奈的时候，事情却发生了转机，上面突然同意我报考了。此时，谁也不再提及学校对教员考博所设定的种种限制条件了。我想，这种变化与此前不久我曾上门拜访过的那位学校领导不无关系吧。我们教研室被同意报考的竟然有四人。就这样，在惶惶不安地浪费了三个月宝贵光阴之后，我终于正式进入复习备考阶段。

　　在复习考博过程中，我也面临不少实际困难。我已经有了小孩，两岁的小家伙整天缠着要我给他讲故事；自从有了小孩，家务也增加了好几倍。要找个好保姆也非常不易，我家的保姆两年换了五个，至今没找到一个比较合意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安心考博，我在教学区借了一间单身宿舍，吃饭、睡觉全在这里，几天才回一次近在咫尺的家。除了上课和应付军校里所特有的各种政治学习和频繁，我就呆在这间屋子里学习，这种日子一直持续了半年。当然，关在房子里学习必定会有疲乏、孤独和苦闷的时候，我还得通过看电视、回家带小孩等方式来调节。

　　11月下旬办理报名手续的时候也很不顺利。由于估计到今年考不上明年将难以再考，因此，为了保险起见，我准备多报几所学校。但干部部门负责办理报考手续的人硬说学校规定每个教员只能报考一所学校（谁也不知道这是哪个白痴领导定下的规矩），最后还是通过私人关系才在我的四份报考材料上全部盖了公章。

　　在办理报考手续之前，当得知从今年起考研不再需要单位盖章的消息时，我自然很激动，但直到最后才搞清楚，只有应届硕士毕业生报考可以不盖公章，我们这些在职考生仍然需要单位同意。对于报考需要准备的具体材料，各高校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有的只要求填写报考登记表、专家推荐书、硕士成绩单，有的还要求出具县级以上医院的体检证明、经本单位盖章的政治思想鉴定、硕士学位申请书和硕士论文评议书等材料，其中的许多材料都要从个人档案中取得，因此，不经过单位同意私自报考是很困难的。在复印这些档案材料的时候，我留了个心眼，都多复印了几份，以备将来再次报考时使用。一般来说，越是有名的大学，报考手续越简单，有的甚至只需要在网上报名就可以了。一些生源不好的地方性学校，报考手续反而很繁杂，原因可能是名牌大学考生多，过多的手续将大大增加校方进行资格审查的成本。不管考哪个学校，都需要准备两份专家推荐书。为了这两份东西，我可费了不少功夫。先要找两位教授写出一套推荐书来，然后我再找同事或朋友抄写数份以备报考不同学校时使用，最后还要请推荐的教授在我寄给每个学校的推荐书上签名。由于各学校的报名时间不同，有的甚至相差好几个月，因此，要将准备好的材料分类妥善包管，按照各高校的要求在不同时间内寄出。

　　为了准备今年三月的考试，整个寒假我是一个人在那间宿舍度过的。春节那天，我回了一趟近在马路对面的家。临走时，小儿子抱着我的腿希望我留下来一起过年，我还是在妻子的帮助下才脱身的。她一直对我考博很理解很支持，竟然不惜自己一个人带小孩做家务，鼓励我呆在学校独自复习考博，甚至鼓励我去外地读博，以便摆脱单位和家庭的束缚好好学习。为了这份厚重的理解和支持，我想应该带给这个家庭以成功的喜悦。

　　至今回想起来，在复习备考阶段，我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报考的学校和专业分别是清华大学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和辽宁大学的经济思想史、西北大学的西方经济学。我要复习的知识，除了英语以外，专业课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资本论、西方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其中西方经济学对我来说是重点和难点。由于过去教课的缘故，我对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内容较为熟悉，需要学习和重点掌握的仅仅是前沿理论和一些较难理解的知识点。为此，我把要复习的西方经济学内容分成许多小块，如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不确定性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按照先难后易的顺序逐块复习。为了对付每个学校的复试，我在中国期刊网上搜索了所报考的几位导师近年来发表的所有文章，并将这些文章下载保存，在考前集中阅读，结果复试中还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这些都是较为成功的经验。

　　在英语学习方面，我的复习方向没有把握好，教训是深刻的。我的英语不是很好，仅有六级刚刚通过的水平。我擅长的是阅读理解，恐惧的是听力和写作。为此，我想从听力做起，将英语水平提高一个台阶。为此我选择了钟道隆的慢速英语作为突破口，每天坚持听写，搞得非常认真。事后证明，这个慢速英语对我的应试听力没有多大帮助，因为考试时播放的听力速度很快，和慢速英语根本不是一回事。而且，我把听力学习进度没有把握好，临近考试前不久才把三盘慢速英语磁带听写完，还没有扎实复习写作和语法考试时间就到了，只能仓促上阵。结果，听力和写作都黄了。

　　今年3月初，我去北京参加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入学考试。一到北京，我就给导师打电话，希望能拜访一下。接电话的是导师的夫人，她说教授到外地开会去了，问我有什么事。当得知我是考生时，她冷冷地说：“今年报考的人特别多，谁都没有想到。你们现在打电话也没用，成绩出来再说吧！”后来才知道，导师每年只招1名，今年竟然有30多人报考。

　　考场上我才体会到，清华这位导师出的专业课试题很有挑战性，在一般教材里不容易找到答案，这种做法完全符合清华的风格，佩服！但这些试题与招生简章上指定的参考书中的内容似乎关系不大，倒是与导师写的专著或由他主编的教材密切相关，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是如此。要命的是，清华的英语我考得很糟糕，不仅听力没有听懂，而且写作还没来得及动笔就交了卷子。一个半月后公布成绩，我的政治经济学得了83，西方经济学得了67，英语才得了44分！

　　清华的面试是在初试后的第二天进行的。参加初试的共有32名考生，面试时只有26名了。面试搞得很认真，整整进行了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我被排在晚上8点钟，当我走进面试房间的时候，看见好几位老师坐在一张大桌子周围，只留着桌子的一头给考生，导师就坐在离考生最近的地方。在我做自我介绍之后，导师说“你是经济学专业的老师，那对你的要求就比别人高了啊！”随后开始提问，内容主要涉及对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经济学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的看法，包括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等。开始时我还有点紧张，后来就像给学生讲课一样从容了。我的面试足足进行了30多分钟，而其他人有的进去几分钟就出来了。一个半月后公布的考试结果显示，我的面试成绩是84.听说面试成绩超过80分的极少，这说明导师很想招我。当时自感英语没有考好，我本不想参加清华的体检。但当天晚上导师给我回复的短信息是“你面试表现不错！”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我专程赶去清华医院做了体检。

　　接下来我参加的是人大的考试。清华刚考完，我就给人大的导师打电话，导师还算热情，问我住在哪儿，来北京几天了，显得对我很关心。但他婉言拒绝了我要上门拜访的请求。考试前四天，是报考人大的外地考生补照相的日子。那天，从等候照相的人山人海中，我感受到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在人大我报考的专业是经济思想史，考两门专业课：经济思想史和西方经济学。英语考题我感觉比清华的还要难，倒霉的是我所在教室的放音效果很差，放听力时考场上还有几个放弃听力的考生把试卷翻得哗哗直响，因此，我几乎什么都没有听懂两遍就放完了。吸取了在清华没有答完题的教训，在人大考英语时我加快了答题速度，给写作预留了不少时间，最后将写在草稿纸上已修改过一遍的作文整整齐齐地誊写到了答题纸上。

　　人大的面试让人不敢恭维。初试进行完后，经济学院通知报考我这个专业的考生，让三天后参加复试。我只好呆在招待所里苦等了三天。那天晚上，我在指定的教室里等候复试，在通知的复试开始时间过了近半小时之后，才有人将我们领到二楼的一个小教室。在那里，我看到了导师。他斜着腿坐在教室最前面一排的桌子上，下面座位上坐着五六个人，手里拿的好像是《国富论》。他们是教授带的硕士生，刚刚在这里上完原著选读课，教室里没有其他老师。导师宣布面试开始，我是第一个上场的。进去后我先做自我介绍，在这过程中导师拿着我递上去的硕士论文翻看。我介绍完后，他首先针对我七年前写的硕士论文提了几个疑问，甚至可以说是责问，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写而没有那样写，但他始终没有给我辩解的机会，我几次想发言都被他打断了。当他离开硕士论文的主题问我读过什么专业书籍时，我才有机会说话。我迅速列举了大量我读过和作为教学参考书或教材用过的经济思想史书籍，导师显然对此表示满意。回答完这个问题，我的面试就结束了。临走时，导师问我初试考得怎样，我回答说还可以。在整个面试过程中，导师一直斜坐在桌子上，他好像是个不拘小节的教授。

　　离开人大后，我第二天就坐火车来到了沈阳。辽宁大学是我报考的第三个学校，辽大也是星期六开始考试，我到的时候是星期三。已经是三月底了，内地早已是花红草绿的春天了，可沈阳还是万木萧条的冬天。辽宁大学的校园很大，校园道路很宽很直很平整，校园里的建筑大都没有装修外墙，显得灰秃秃的。整个校园空旷而寂寞，给人一种沉闷的感觉。早就听说东北人说话的声调很悦耳，在辽大我切实感受到了这一点。初到辽大，我问了好几个学生，他们竟然都不知道学校的招待所在哪里。我一个人背着行李在校园里到处乱撞，经过好几个人的指点，最后才找到了一个叫“培训楼”的地方，在这个极其简陋的小招待所住了下来。这里条件很差，墙壁、地面、厕所、水池，都让人不忍目睹。但这里的房间价格也低，两人间每床每天仅20元。住下来之后，我就背着书包去找教室学习了。辽大的教学楼很陈旧，教室里也没有象样的设备，许多桌椅都是年久失修的，如果有人进出教室，那些历经沧桑的门板总是吱吱呀呀地大声叫唤。

　　考试前一天，按照辽大网页上的通知，一到上班时间我就去研招办领准考证，但他们说考场还没有安排好，让下午再来。下午，他们在仔细审查了我的硕士学位证和毕业证之后，才让我领走了准考证。第二天，也就是考试的那一天，早上七点，我来到离住所不远处的数学楼想看看考场。但这里竟然没有一点考场的迹象，有些起床早的学生已经坐在教室里自习了，一切都让人无法和考场联系起来。我在教室里等到快8点的时候，也就是开考前半小时，保安来了，大声喊要封楼，让自习的人马上离开。下楼后我才看到一些考生模样的人等在那里，而另一些监考人员模样的人陆续往楼里走。8点30，考试正式开始。奇怪的是，每一科目开考后，总有一位领导模样的人来到考生面前，在我们每个人的每页答题纸上盖一枚印章，一看就是为了防止试卷被人掉包。后来才知道，这位领导就是研究生学院的书记。

　　顺便说一下，辽宁大学的研究生管理机构叫做“研究生学院”。开始我们以为是写错了，多写了一个“学”字，后来才听说，这里暂时还没有设研究生院的资格，所以才起了这么个怪名字。

　　辽大的英语试题全是主观题型，没有选择题，也没有作文。英语试卷上全是大段大段的英译汉、汉译英，当然，还有听力。我报考的是经济思想史，专业课考经济思想史和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试题不难，都是本科教材里能找到的，题型有计算、简答、论述，还有判断正误。经济思想史试题却很有难度，甚至比人大的还难，但难得很合理，也就是说，不象人大那么偏。走出考场后我看到了研究生学院的通知，说后天下午发布考试成绩。

　　我们心神不安地等到第三天，发现成绩单果然被贴在研究生学院的宣传栏里。我考得还好：英语62，西方经济学91，经济思想史84，位居本专业前列。复试条件是：单科上60，总分上200.复试定在初试成绩公布后的第二天。我们专业有资格参加复试的共四个人，只能录取三个。复试是在经济学院的一间办公室里进行的，虽然有好几位教授在场，但主要还是由导师向考生提问题。在做自我介绍时，为了表明自己对经济学的态度，我讲了两年前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斯密”的故事，教授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导师开始提问。他先问了我对经济思想史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的看法，然后问了现代几个主要经济学流派对待菲利普斯曲线的态度，最后问了我对兰格、锡克、哈耶克等人的经济思想的看法。前面的问题回答得还算顺利，只有最后一道题让我犯了难，这是由于我一贯轻视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缘故。在我回答问题时，所有的教授都盯着我看，好在自己是当老师的，并不怎么紧张。显然，复试的气氛是活泼的，但又不失其严肃性。

　　复试完后我去了导师家。导师是个为人谦和的学者，大约60岁的样子，他没有教授的架子，也没有导师的威严，和他相处是让人感到轻松和愉快的，去他家那天我们聊了很多。如果说辽大对我没有多少吸引力的话，和这位导师相处的感觉倒是让我对辽大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回到西安后，在惴惴不安中等待人大和清华的试结果。辽大是一定能上的，而且不用交钱，是公费。由于我早就得知人民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都对在职博士生收取四万元左右的学费（无论成绩考得多好），因此，那天离开辽大前，我专门去研究生学院询问这里的政策。他们说，辽大完全按照考试成绩决定是否交费，象我这样的成绩是应当按计划内公费录取的。还是辽大的人朴实，他们并不象人大那样对考生按身份定价，虽然这样会使学校减少一笔可观的学费收入。

　　回到西安后大约一个月，我又参加了西北大学的博士生入学考试。经济思想史和西方经济学都是西北大学今年新增的博士点。我本来想报考经济思想史专业，但这个专业的入学考试包含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因此只好报西方经济学。到考试那天我才发现，报考西方经济学的人很多，大约有30多，而录取名额只有几个。西大的英语和专业课试题还是很有难度的，我甚至觉得比人大的还难。西大的复试是在初试成绩出来后进行的，因此一直等了两个月。复试的前两天，他们打电话通知我第二天下午去领复试通知书。我很纳闷，怎么还要去领复试通知书？没必要有这个手续啊。第二天一去才知道，是让我们每人交150元复试费。由于辽大的公费录取已成定局，加之西大规定在职博士生都要交36000元学费，所以我根本不打算上西大。我当时推脱说没带钱，他们让我第二天带钱参加复试，我就再也没有去。后来他们还打电话问我为何缺考，我如实告诉他们，一是因为我不想交复试费，二是因为我已被其他学校录取。

　　大约等到5月初，人大和清华的考博成绩才在网上公布。让我难以置信的是，人大的专业课成绩很低，经济思想史和西方经济学居然都只得了70分。要知道，这两门是我的拿手戏，当初走出考场的时候，我还满怀信心的预计都能得90分以上的。人大研究生院规定，单科都上60就可以录取，或者单科上了50，但总分上了200也可以录取。可惜的是，我的英语得了58，总分得了197，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我曾打电话问导师为何专业课成绩那么低，他说由于往年考生太多，经济学院一直将判卷标准把得很严，上70的已经算是高分了。我还从导师那里得到了一条可靠消息：今年全国博士生招生规模压缩，每个学校的录取名额都减少了，这也是我在人大失利的重要原因。听得出来，导师对我没能上线深表遗憾。他的直率让我吃惊，竟然在电话里向我发泄对研究生院的不满，说这个录取标准是如何如何的不合理。

　　清华的成绩是，专业英语67、政治经济学83，面试84，西方经济学仅62，公共英语考得最差，才40多。这个成绩显然是不会被录取的。虽然公共英语和西方经济学得分偏低，但似乎也在预料之中，因为考英语时时间太紧我没有做完，写作和一篇阅读理解都放弃了；而西方经济学考试中有两道题超出了我的复习范围，根本没有做好。说实话，不怨试题出得偏，而是怨自己复习得不扎实！

　　可能由于往年生源不好的缘故，西北大学和辽宁大学的专业课判卷标准放得较宽，因此我的西方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成绩都是80多分。可见，成绩的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

　　前天，也就是7月12日，我终于收到了辽宁大学的博士生录取通知书。从此，我将有机会在那位教授的指导下潜心钻研西方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而这正是我多年来的梦想。

　　回顾考博经历，我深感需要总结一下经验和教训。在考博热日渐升温的今天，我的经验和教训对准备考博的朋友们一定会有所启发。

　　第一点，要多报考几个学校，而且所报学校要拉开档次。特别是作为在职考生，考试机会来之不易，为了确保能够考上，应当选择报考处于不同档次的两所以上的学校。当然，所报专业尽量要相同或相近，以便减少复习应考的工作量。

　　第二点，不必过于看重简章上指定的参考书，但一定要重视导师的研究方向。专业课一般是由导师命题的，复试更是导师说了算，因此，导师发表的专著、论文和教材是复习的重点，不要过分依赖招生简章上所列的参考书目。

　　第三点，对专业课来说，学习备考的重点应当放在提高综合论述能力和掌握前沿理论动态方面，不要象应付硕士生入学考试那样全面抓基础知识。博士生入学考试的特点，一是重视考查考生对本学科前沿理论的掌握程度，二是重视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因此，要多读书，而不是多做题。

　　第四点，考博成功与否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命题和阅卷的倾向、考生的竞争程度、导师的个人偏好、初试和面试的临场发挥等都是影响你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报考院校、专业和导师，报考前要通过各种途径多了解上述情况。

　　第五点，大多数学校和导师对考生的科研成果并不是很看重，重视的还是初试成绩和复试时表现出来的理论水平、知识基础和表达能力。因此，没有科研成果或科研成果较少的考生不要有过多的顾虑。

　　我是一名军人，在军校工作，今后三年虽然可以离开部队去沈阳上学，但档案不能转走、工资关系照旧。在报考前，我已经（当然是不得不）在政治部早已印制好的一份所谓“干部送学协议”上签了字。这是一份什么样的协议呢？协议上明确写着：上学期间的一切费用自理；学校停止发给各种福利待遇，只发给军队的基本工资；毕业后必须回学校工作，并且10年内不能提出转业或调走的要求。那么，上面这些条款是经过和我“协议”后签订的吗？这个所谓的“协议”公平吗？答案不言自明。这其实是一份类似于保证书、决心书那样政治色彩很浓厚的东西，如果我不签字，那我将无法办理考博手续，更无法去上学，所以只能签；那些出自领导之手的条款也是决不允许我等教员之辈提出异议的，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痛苦地闭上双眼去签名而已！谁让我是所谓的“革命军人”呢！

　　如果你要问军队对博士的待遇是什么，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人民军队是将按权力分配和平均分配结合得最高明的地方。虽然时代已经进入21世纪，社会已经步入市场经济，但军队的人事、工资、福利、住房等等，一切的一切都还运作在传统命令经济体制下。在这里，住房几乎是免费的，虽然我住的房子很破、很小，而且是租住的公房；看病也是免费的，虽然每次去军队医院看病医生开给我们的药只值几毛钱。按照军队的规定，等我三年后博士毕业回来，工资可以上浮一个档次，决不高于50元！这就是人民军队对博士的几乎全部待遇。读到这里，你可以明白军队对高学历人才为什么没有吸引力了吧？

　　我的下一个梦想就是能够顺利转业，离开军队，到一所象样的地方高校当一名经济学老师，去从事我所钟情的经济学专业。

　　作者小传：

　　橡树

　　1990年从陕西商洛一所普通的农村中学考入陕西师大政教系

　　1994年考取上海空军政治学院的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同时参军入伍

　　1997年被分配到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任教

　　2004年考取辽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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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jun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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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发表于: 201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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