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历史必然性是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分不开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掠夺和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压迫双重作用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阶级矛盾日益严重。为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发展与人民解放，最先站出来是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但是其本意在于维护日益走向没落的封建统治，违背了历史潮流，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继之而起的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发起一场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运动，虽然学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一点皮毛，但这种片面追求生产力发展，不求变革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改革模式，是难以达到“求强”“求富”的目的的。后来，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革命派，提出“太平一统”的思想，绘制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蓝图，但仍然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个科学锐利的思想武器而归于失败。康有为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为指导，希望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孙中山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找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革命理论，进而创立三民主义学这些先进理论武器。无奈以上种种理论很软弱，纷纷失败，从而完不成拯救近代中国和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中国依然是处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愈加严峻。 *3fhVl=8^*
这时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积极探索发展道路，以史为鉴，根据本国国情，寻找到了符合中国当时发展状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五四运动前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给中国提供了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良好机遇，特别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使先进的中国人似乎看到了运用指导苏俄十月革命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马克思主义比其他理论更适合于中国对强大的保守势力斗争的现实需要，更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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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怀疑和失望以及帝国主义的背信弃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俄国政府对中国采取的平等外交政策，二者形成鲜明对比，促使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信奉西方民主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情境下，我国知识分子形成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高潮，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获得了真实的动力与接受基础，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口号和时代潮流。 c+##!_[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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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反复鉴别和慎重思考后作出的正确选择。五四前后，是一个百花竞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同时，其他形形色色的学派和思潮也纷纷涌进中国。有17、18世纪西方启蒙学者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和人道主义等；有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流派，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等；也有现代资产阶级的实验主义、新实证论等，它们的观点主张在各种刊物上纷然杂陈，一时间，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当时绝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就像隔着纱窗看晓雾。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无畏的探索精神、高度的责任心和敏锐的判断力，经过反复的研究和慎重的比较及认真的鉴别，先进分子们终于认识到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代替空想社会主义，认为这才是改造中国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方案。最终选定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由此可见，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时的冲动，不是随心所欲，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经过反复的研究、比较和实践检验后作出的慎重选择。 E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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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为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阶级基础和实践需求。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人数达到200多万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这支先进的重要力量一直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三重压迫，而且其残酷性是举世罕见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为维护本阶级利益而发动的革命斗争的坚定性、频繁性。在辛亥革命后，工人罢工规模日益扩大，斗争水平不断提高。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对五四运动的斗争目标取得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斗争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学说，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工人阶级及其斗争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服务的，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本质所决定的。五四前后，中国工人阶级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也离不开工人阶级这一物质力量，二者在具有先锋和桥梁作用的先进知识分子的连接下实现了正确的有机结合，从而使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O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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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并不是由于感情的冲动或是对某种理论的偏好，而是出于理性的思考以及经过先进分子理性的判断所选择的，这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E!=Iz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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